杨富学 安玉军 | 藏族、蒙古族、土族因素与裕固族的形成
内容摘要：裕固族人口不多，但历史悠久。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周边民族，尤其是藏族、蒙古族和土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对裕固族的形成与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藏文化对裕固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上，不仅将裕固族纳入藏传佛教文化圈，而且深入到当今裕固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元明时代，大量蒙古人入居河西，与河西回鹘后裔水乳交融，对裕固族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土族中红帽番、蒙古弘吉剌惕成分，同样也存在于裕固族中，土族人中甚至有来自甘州回鹘的传说，土族与裕固族在形成过程中关系密切。藏族、蒙古族、土族与裕固族的交融与互动，对裕固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裕固族；藏族；蒙古族；土族；民族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裕固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历史悠久，其族源与维吾尔族一样，皆来源于古代漠北的回纥。744年，回纥于漠北立国，788年更名为回鹘。[1] 840年，由于天灾人祸，在黠戛斯的攻击下灭亡，漠北回鹘帝国灭亡，部众分崩离析，部众大批西迁，由漠北南下，沿黑河而至甘州（今甘肃张掖），此后，有的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行，至于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后建立高昌回鹘汗国；另一支越葱岭，到达中亚葛逻禄地区，建立喀喇汗王朝；另有一部分则留在了河西地区的甘州、肃州、沙州和瓜州地区，为今天裕固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莫高窟409东壁回鹘王妃供养图与今裕固族女性服饰
由于受当地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及经济传统的影响，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汗国的回鹘部众，走下马背改事农耕，与当地土著人逐渐融合。后来，伊斯兰势力东渐，其居民先后放弃摩尼教和佛教而皈依伊斯兰教，逐步演变为今天的维吾尔族。而居住在祁连山区和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始终秉承着祖先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信仰摩尼教和佛教，与元代入居河西的蒙古豳王家族势力融合，皈依藏传佛教，为裕固族的形成奠定了条件。
从大的历史时段来看，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历来就是中原汉地、青藏吐蕃、北方草原各方相融交汇的枢纽，也是几大文化圈各族群的碰撞与交汇之地，更是各民族多元文化交融聚合的历史舞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些曾经活跃于这一地区的族群如塞人、月氏、匈奴、鲜卑、粟特、契丹、西夏等，俱已湮没在历史尘烟之中，但其文化影响却波及于今。又有一些，像吐谷浑（土族先民）、吐蕃（藏族先民）、蒙古等民族，却穿越千年历史而走进了今天，至今仍然和裕固族比邻而居，同处于藏传佛教文化圈，彼此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不绝如缕，经千年而延续至今。
活动在河西走廊及甘青新交界地带的河西回鹘人，南接吐蕃、吐谷浑，西连西域，北与蒙古高原毗连，东与中原汉地为邻，处于东西方交往的核心地带。周边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原汉文化、青藏高原藏族文化、土族文化、西域粟特文化，加上河西走廊一带自汉代以来就持续发展的古代文明，都程度不同地对河西回鹘产生了影响。是故，研究裕固族的形成历史，必须要考虑该民族形成过程中其先民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理清裕固族历史文化的形成轨迹与脉络。本文拟就土族、藏族、蒙古族三个民族对裕固族形成之关系问题略作考论。
藏族是青藏高原的世居民族，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吐蕃王朝，也曾一度占据河西走廊及新疆东部地区，就开始了同一时期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河西回鹘人的交往，后来吐蕃王朝崩溃后，吐蕃赞普后裔唃厮啰以青唐（今西宁）为中心建立了称雄一方的割据政权。
关于回鹘与吐蕃的最早接触，汉籍史料无载。藏族史籍《贤者喜宴》记载，墀松德赞于8世纪70年代初修桑鸢寺时，即欲迎请“霍尔（Hor）之木雀神像及菩提天神神像供作护法神”。[2] 有人将其中的Hor一词结束为藏族文献对回鹘人的称谓。[3] 但那个时代，回鹘势力尚局促于漠北地区，不信佛法，将霍尔（Hor）与漠北回鹘相联系，似乎存在着难以服人之处。
从Hor一词的使用范围看，所指区域即为广袤，包括河曲、河湟、西域、河西等地的非汉人，川西也有被吐蕃人称为Hor的。诚如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所言：“Hor是位处吐蕃以北的汉民族以外的异族，其地域与吐蕃本土接壤。”[4] 所以，笔者认为，与其将Hor释作“回鹘”，不若像托马斯[5]、霍夫曼[6] 那样释之为“胡人”显得更确切一些。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就当时北方民族的分布情况看，回鹘当为“胡人”的最为重要的一种，需要根据文献做出具体的分析，不可凡见到Hor一词就径释作“回鹘”。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霍尔（Hor）又等同于回鹘，如敦煌发现的《于阗国悬记（Li'iyul gyi lun-bstan-pa）》，其藏文原本称：
法成（770~858）的汉译本《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对应翻译如下：
于阗等此三之国，漢與赤面、苏毗、突厥、回鹘等贼，动其干戈，而来侵损，是故佛法以渐衰微。[8]
在这里，很显然，Hor完全等同于回鹘。[9] 无论如何，公元8世纪时，吐蕃已和回鹘发生联系无可置疑，只是《贤者喜宴》言回鹘参与桑鸢寺兴建一事，值得怀疑。
回鹘进入河西后，很快便皈依了佛教，洪皓《松漠纪闻》记载：
从洪皓的记载看，河西回鹘崇奉佛教，其祭祀仪式颇有讲究，先塑造佛像于堂中，每奉斋戒，必刲羊以奉，有时还饮酒以庆，酒酣后，以血涂佛口，有时甚至抱着佛足而呼叫，以表示亲敬。这种习俗，既有可能来自古代藏族苯教祭祀仪式，也有可能受到祆教血祭仪式的影响。苯教在祭祀时常以动物为牺牲，“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11] 后来，西藏佛教在祭祀形式上虽有受苯教影响的因子存在，但已不再屠杀活的牲口，而是用牛、羊的模型或者用稣油捏制成供品，或者用木刻鹿头之类来代替杀牲献祭。[12] 血祭也是祆教的重要仪式之一，主要于哈吉的年度朝拜、死后仪式以及专门的感恩仪式时举行。[13] 而祆教在回鹘中曾有流行。[14] 相较而言，祆教主要流行于西域地区，在河西回鹘中罕见，而吐蕃苯教有以牲口血抹口以示守信之俗，与河西回鹘“以指染血涂佛口”之俗即为相近。故笔者认为，河西回鹘之血祭仪式受吐蕃苯教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皈依带有浓厚萨满教色彩，以苯教为基础的藏传佛教，也完全符合以萨满教为原始信仰、同样以游牧为主业的河西回鹘历史文化传统。
莫高窟第465窟北壁中喜金刚双身
据史料记载，撒里畏兀儿东迁时，一同内迁依附的还有一些其他民族，当然也包括藏族部落。这在当今肃南裕固族藏族交插混居的现状中就可以得到印证，也从祁丰藏族中的安姓、薛姓，裕固族西部地区相邻分布的索姓、郎姓的源流调查中就可以窥见一斑。班达霍尔是生活在肃南县马蹄藏族乡的一支部落，裕固人称之为“察汗尧熬尔（白裕固）”，当地藏族人俗称他们为“白头目部落”。他们应系甘州回鹘的直系后裔，为守护部族的护佑神“白哈尔”及其出生地神山和禅院而留下来的，如今已融入当地藏族之中，成为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乡藏族的一部分。这在藏文文献中及当地百姓口述史料中都有很明确的记载。马蹄寺就有霍尔大将陕巴美尔死后的瘗埋石窟，而普遍留存在裕固族地区的白哈尔崇拜也正好就印证了现在的裕固人就是古代甘州回鹘后裔的历史事实。后来，白哈尔被作为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守护神之一被请进了万神殿。而与青海藏族交错混居的裕固族的鄂金尼部落的裕固人大都兼通藏语，而且日常生活中深受藏文化影响，故而人们常把鄂金尼部落称作讲藏语的部落。
总而言之，藏文化对于裕固族的影响既深且巨，不仅把裕固族纳入了整个藏传佛教文化圈，而且其影响力深入到了当今裕固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着关键的作用。
蒙古第一次西征后，成吉思汗欲合兵攻击西夏，遂调大将速不台从中亚班师东归。公元1226年（元太祖二十一年，南宋宝庆二年），速不台帅兵至今甘青新交界处，攻下了撒里畏吾儿，史载：
这是史籍中对于蒙古大军攻占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吾诸部最早明确的记载，从此撒里畏吾开始接受蒙古统治。此后不久，成吉思汗于1227年在征服西夏途中病逝，其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继续西征与南进。地处蒙古大汗宫廷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撒里畏吾地区，也随蒙古大军开始了征战。1234年，蒙古灭金，并经略吐蕃。1235年，窝阔台将元西夏占据的河西地区赐给其三子阔端（史称阔端太子或阔端大王）作封地，阔端率军驻于西凉府，即凉州，后筑宫于永昌，以后史称永昌王，撒里畏吾当然处于阔端王的辖区统治之中。1247年在凉州与藏地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从此，阔端王统治下的撒里畏吾也开始接受藏传佛教。
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蒙古大汗之位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之手，引起窝阔台系诸王的极大不满。于是，以窝阔台孙海都为首的一派于至元年间（1264~1294）与察合台后王都哇联手，倡乱西北，而当时元朝军队大多集结于东南地区，与南宋对峙，西北边防空虚，形势岌岌可危。1276年，察合台曾孙出伯和哈班兄弟因不满海都、都哇之乱，审时度势，率大军投奔忽必烈。此举使元朝西北边防军势力大涨，给岌岌可危的西北形势带来了转机，职是之故，出伯兄弟受到了忽必烈的格外关照与重用。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被封为豳王，[16] 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初步形成。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被封为西宁王，驻于沙州（甘肃省敦煌市）。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为威武西宁王，[17] 驻于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18] 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19] 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始终处于镇守与巩固元朝西北边防的第一线。[20]
榆林窟第4窟西壁蒙古贵妇
明朝中期以后，因为各种原因，一些蒙古部落或奔袭或迁徙至青海湖一带，并侵扰周边地区的撒里畏兀儿人，使其蒙受了重大损失。
明代，蒙古内部赛特专权，汗权更迭频繁，大汗与权臣之间长期进行着统一与割据两种不同势力的斗争。代宗景泰年间，也先虽曾一度统一过全蒙古，但很快在内乱中兵败被杀。宪宗成化年间，达延汗再次统一了蒙古各部，但在去世不久，蒙古各部再次走向分裂。嗣后，土默特俺答汗（阿拉坦汗）崛起，经过一系列征战，迫使同为东蒙古的亦不剌、满都赉·阿固勒呼流亡河西。正德七年（1512），亦不剌遣使至肃州，请求驻地，未果，满都赉·阿固勒呼遂率众进入西海，曲先卫部族避之远徙，其卫遂亡。[22] 嘉靖十一年（1532），俺答汗与吉囊由河套南下，率五万骑由野马川径入青海湖一带，至湖西布喀河畔扎帐，大破亦不剌军队，收其部落大半。西海蒙古首领卜儿孩惧之，将女儿嫁给吉囊，得以幸免于难。吉囊、俺答汗乘势收服了驻牧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撒里畏兀儿人（黄番）。[23] 神宗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在仰华寺会见了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后被授为三世达赖喇嘛），其中即有撒里畏兀儿僧众，这是裕固族先民皈依藏传佛教后参与重大佛事活动的最早记载，对于研究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4] 在这一历史时期，撒里畏兀儿人不断受到鄂尔多斯东蒙古征服者的冲击，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某些影响，与此同时，撒里畏兀儿共同体在蒙古豳王家族治下的统治下，其凝聚力也在共同对外抗争中愈加紧密。据有关文化及语言学者观察比较，认为裕固族日常礼节、东部裕固语某些方面与今天的鄂尔多斯蒙古人有相近的地方，这抑或反映出这段历史渊源。
17世纪前期，青藏高原形势变幻，声誉日隆的黄教格鲁派受到了其他各派的仇视和打击，藏巴汗、却图汗、白利土司结成联盟，立誓要毁掉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消灭格鲁派。在此情况下，格鲁派首领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第强佐索南饶登等人商议决定，派使者赴卫拉特蒙古，请求出兵援助。固始汗硬要派兵进藏，平定并收复了各部。崇祯十五年（1642），固始汗成为西藏最高统治者，建立政教联合政权，除长子随身外，其余诸子皆驻守于青海，游牧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撒里畏兀儿人自然也就成为其属部。西蒙古和硕特部留给裕固族后人最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同和硕特部一样，裕固族同一个家族构成“阿伊勒”（东部语称作Ayil，西部语称作Aɣәl，实为同源词，唯发音略有变异而已），多个有血缘关系的阿伊勒再组成亚森/黛青（氏族），多个同源氏族又构成和鄂托克（Otogh），多个血亲鄂托克进一步组成兀鲁思。一般而言，只有汗和大诺颜台吉的游牧封地才叫兀鲁思，一般台吉的游牧封地称鄂托克。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长期保持，一直到1949年都是如此。在裕固族大兀鲁思中，最主要的管理者为宰桑。“宰桑”本为明代蒙古族的官号，源自古代汉语“宰相”，达延汗时废止，只有卫拉特（厄鲁特）蒙古仍保留其封建领主地位。在裕固族地区，宰桑地位甚高，堪称大兀鲁思中最大的权臣，裕固族史诗对此有所反映，如裕固族史诗《尤达觉可》即言“四个宰桑商议着”，指的就是这一现象；裕固族旧有官号shulengә（舒令格），同样来自蒙古，为卫拉特部鄂托克的官称，意为辅佐德木齐管理鄂托克事务者；在裕固草原上普遍流行的习惯法，究起源，不少都可追溯至《卫拉特法典》。笔者田野调查所得口述资料与卫拉特蒙古之习惯法很接近，甚至有些完全一致，都是从卫拉特法典衍化而来的。这一问题尚有待深入研究。
卫拉特首领固始汗的同父异母兄长哈尼克·图席冶图的属民中有台吉乃尔部落，于17世纪由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迁徙到柴达木盆地，至今已历370余年。他们今天繁衍生息的地方，在元明时期恰好就是撒里畏兀儿的核心牧区之一。台吉乃尔人的语言中有很多词汇与东部裕固语完全相同，服饰也和裕固族有许多相似之处。[25] 台吉乃尔蒙古人之居地有西拉郭勒（意为黄色之河），他们今天仍然把裕固族称为“西拉郭勒人”，说裕固族的祖先就曾居住在西拉郭勒流域。河西地方志径言：“黄番，本师喇国。”[26] 此“师喇国”，亦即《清实录》所见“西赖古尔”，实乃蒙古语“xilaghol（西拉郭勒）”之音译也。[27] 西拉郭勒北与阿尔金山相望，东邻祁连山及青海湖，西有昆仑山，南有昆仑山支脉巴颜喀拉山，方位大致在今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1886年，俄罗斯学者波塔宁（Г. Н. Потанин）造访裕固族，曾记载当地人的传说：
该传说言裕固族来自西至哈至，汉人称那个地方为Shilago“西拉郭”，有时又称作Sheragol“西拉郭勒”。继其后，芬兰探险家马达汉（C. G. E. Mannerheim）于20世纪初足履裕固族地区，他在《裕固族地区访问记》中如是记载道：
尤有进者，柴达木之西拉郭勒有两条支流，分别称作“saijighol（塞吉河）”和“hajighol（哈吉河）”，使人不能不与裕固族东迁传说之故乡——西至哈至产生联想。如所周知，西至哈至传说起源于西部裕固，西部裕固语读作Šiči-Hači/Šiji-Haji（西至—哈至）。在东部裕固语中，发音有所变化，有时读作读作Šeči-Hači/Seji-Haji（赛至—哈至）。[30] 游牧人喜以河流来命名，是故，“xilaghol（西拉郭勒）”之谓，颇引人发思。[31] 有一点值得注意，台吉乃尔蒙古人把妇女戴的类似裕固族妇女的红缨帽就叫做“yoɣortebqi”，意为“裕固扁平檐帽子”。[32] 乎以上史实，可以认为，台吉乃尔蒙古人在很多方面和裕固族是存在渊源关系的。
土族是以青海河湟流域为主要世居区的古老民族，在相邻的甘肃省天祝及肃南县也有分布。关于土族的族源，学界观点不一，影响较大的有二说。其一为吐谷浑说，主要依据土族族称之一的“土人”等，认为土族源自古代迁居青海地区的鲜卑后裔吐谷浑人，自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以来就为学界大多数人所支持，[33] 近来更为大多数相关出版物所采用；第二种说法认为今天的土族是元朝时期入驻青海的蒙古军队及其属民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形成的，其依据主要为土族自称“蒙古尔”“察汗蒙古尔”及语言、习俗等，[34] 此说在土族族源研究方面也有不小影响。此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兹不一一赘述。统而言之，学界对土族族源的看法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不若撒里畏兀儿（裕固族）那么来源清晰明了。
土族来源虽模糊，但其“多元一体”格局则是明确的，了无争议。土族族源最早当追溯至吐谷浑人，后来容纳阴山鞑靼（白鞑靼）等成分，但就其民族形成而言，蒙元时代蒙古军队及其属民之融入，当称该民族得以形成的首要因素。这一点与同时代形成于甘青民族走廊的裕固族历史情况颇类。
基于土族来源的复杂性，高启安先生从元明时期甘青地区民族格局互动演变格局着手，深入爬梳“红帽子”族群的历史，认为史书及裕固族人口述历史记忆当中“红帽人”，就是当时还在信奉藏传佛教萨迦派（红教）蒙古后裔安定王部众，随后融合到了今天的甘青土族、裕固族、藏族当中，故而红帽番应该也是今天土族的来源之一。[35] 此说符合历史实际，反映了元明时期蒙古人在西北民族演变形成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甘青地区各民族之间互动交汇融合的历史事实，揭橥了裕固族与土族、藏族等甘青世居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可以信从。据调查，裕固族亚拉格部落末代千户安进朝曾经说过，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还和天祝藏族互认亲戚，逢年过节保持往来。[36] 今天天祝藏族当中就有旧称“霍尔”的部落（详见前文），他们不仅在天祝修建了属于霍尔人的寺院，而且在对待藏族史诗《格萨尔》时的态度也和尧熬人一样，一般是不许听也不传唱讲述的。在土族人中，至今尚有他们来自甘州回鹘的传说，李可郁先生指出：
此说认为裕固族也源于白鞑靼，恐有违历史事实。裕固族历史脉络清楚，来源于漠北回鹘，以药罗葛氏为汗姓。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部众西迁，其中一支留住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以张掖为中心的甘州回鹘国（9世纪末~1032年）和以敦煌为中心的沙州回鹘国（1036~1067年）。及至元朝建立，大量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察合台嫡系子孙豳王家族及其部属入居河西，成为当地的统治者，至明代依然。豳王家族既是河西地区的统治者，又是回鹘文化的有力支持者，二者在文化、宗教上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为豳王家族辖下蒙古人与回鹘人的融合，进而为裕固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38] 今天的裕固族，人口不多，却操两种语言，西部裕固操突厥语族之尧乎尔语，东部裕固操蒙古语族的恩格尔语，这一独特现象的存在，就是河西回鹘与蒙古豳王家族及其属部的融合所带来的。[39] 裕固族中明确存在“aghtatar（白鞑靼）”氏族，可从一个方面说明土族和裕固族在形成过程中关系密切，恰如李可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清人杨应琚撰修《西宁府新志》有如下一段记载：
这段文字对裕固族的历史研究很重要，李可郁研究认为：
可见，安定卫残破之后，部众都游徙至祁连山南北两麓的广阔地带。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都分别融于相邻的裕固族、土族、藏族等民族当中，相关的种种历史记忆也都以口承历史的形式流传在各族群中，一直留存于今。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元代进入湟水流域的蒙古弘吉剌（ghongәrad）部的章吉驸马族裔，后来融入察汗蒙古尔（土族的自称）之中，对土族的形成产生过重要作用。[42] 无独有偶，裕固族西部地区也有弘吉剌惕人融入，今明花乡一带的“郭”姓裕固族，其实就来自弘吉剌部。“郭”者，乃“弘吉剌”之音译省称也。该氏族人口较多，操西部裕固语，后随着大头目七族在黄番内部的人口流动，弘吉剌惕人已散布在东西各部落中。这一现象，抑或可视作历史上撒里畏兀儿和土族两大族群同受蒙古章吉驸马影响的历史见证。易言之，在祁连山脉南北的河西走廊及湟水谷地的裕固族和土族中，至今都流淌着弘吉剌部蒙古的血液。
撒里畏兀儿，历史有着多种不同的名目，有时称回鹘、黄头回纥，有时又称撒里畏吾、黄番等，有游牧，也有定居，自唐代以来即一直繁衍生息于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的广袤土地上。其地东接中原汉地，西连西域欧亚，北通蒙古漠北，南及青藏吐蕃，周边高度发展的文化和强大的民族势力，都对裕固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乃至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元明时代，以蒙古豳王家族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成员与河西及周边地区的回鹘人水乳交融，最终都以撒里畏兀儿为最高认同，形成了今天这样操蒙古、突厥两种母语的裕固族。在形成历史过程中，周边民族文化都这个人口较少的民族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烙印。这些影响在今天裕固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蛛丝马迹。
裕固族是生活在“西北民族走廊”核心地区的族群，处在西域伊斯兰文明、东方农耕文明、北方草原文明、南方藏传佛教文化圈的交界处，各大文化，尤其是汉文化、藏文化，对该民族的形成影响巨大，周边其他民族也与裕固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各种文化因素的因缘际会，促成了裕固族多元文化特点的形成。但究其本质，仍可把裕固族文化归类于北方阿尔泰游牧文化圈。
在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历史过程中，回鹘与蒙古起着关键的作用。元代以后，在西域、中原、青藏几大势力争雄历史中，蒙古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成为各大势力的统治者，而且以蒙古豳王家族为首的撒里畏兀儿人筑起了抵抗伊斯兰东进的屏障，卫拉特诸部先后数次出兵藏地平定教乱，维持了青藏高原高原一带的稳定，尤其要者，蒙古人在西北的活动，促成了裕固族、土族及保安、东乡等民族的形成。入驻甘青的蒙古人，无论是鄂尔多斯人，还是和硕特人、台吉乃尔人、弘吉剌惕人，都给裕固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西北民族走廊中生活的撒里畏兀儿人，至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萨满教信仰传统，其日常游牧生活的安排和习俗都建立在萨满信仰的基础之上，[43] 尽管今天的裕固人大多都是藏传佛教信徒，可以说，裕固族当下的信仰特点可归纳为“萨满信仰为里，藏传佛教为表”，与藏传佛教“苯教为里，佛教为表”之特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萨满教和苯教，名称虽异，由表及里，其实质在许多方面则是相通的，质言之，苯教乃藏族之萨满教也。加上裕固族如同藏族一样，生业方式都以游牧为主，故裕固族及其先民接受藏传佛教非为难事。以此为契机，裕固族得以融入藏传佛教文化圈，致使其文化呈现出明显的藏文化特色。
裕固族先民回鹘之入驻河西走廊，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丁零，唐初至武则天时代，河西地区一直有回鹘部落在活动，840年，漠北回鹘崩溃后，更有大批回鹘人迁居河西。回鹘人何以如此眷顾河西走廊？究其原因，应与回鹘/裕固民族之个性有关。作为游牧民族[44]，对于商贸交换的需要常常会比农耕民族更强烈，通过控制丝绸之路，可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故，控制丝路及其贸易，长期是河西回鹘所追逐的重要目标。一旦失却对河西走廊控制权，裕固族及其先民就会选择西宁—格尔木—柴达木盆地—当金山口—敦煌这样一条通道。有鉴于此，将之视作裕固族始终不离河西的要因之一，当不致大误。
注释：
[1] 至于具体的改名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有贞元四年（788）、贞元五年（789）、元和四年（809）诸说，其中以后者最为流行。但从新近发现的回鹘墓志看，应以贞元四年说为确。详细考证见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79页。
[2]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3] 尹伟先：《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6~127页；霍尔·努木：《试释藏文“霍尔”一词》，《西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69页；马林：《白哈尔王考略——兼论萨霍尔、巴达霍尔等》，《西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123页。
[4] 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 HOR──”，《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No.14，1977年，第45页。
[5]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 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 p. 157.
[6] H. Hoffmann, Die Qarluq in der tibetischenLiteratur, Oriens III, 1950, S. 195.
[7] F. W. Thomas, Tibetan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istan, Vol.1, London 1935, p. 78.
[8]《大正藏》第51卷，No. 2090，页996a。
[9] 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20页。
[10]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11]《旧唐书》卷196《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0页。
[12] 此前笔者曾笼统地将之归入藏传佛教，认为这是藏传佛教受苯教影响的结果，藏族学者认为藏传佛教并未接受之一习俗，故此修改旧说。
[13] 张小贵：《唐代九姓胡奉火祆教“诣波斯受法”考》，林中泽主编：《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蔡鸿生教授七十华诞祝寿论文集》，香港：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第65~66页。
[14]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52~257页。
[15]《元史》卷108《速不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77页。
[16]《元史》卷108《诸王表》，第2738页。
[17]《元史》卷38《顺帝纪一》，第822页。
[18]《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39页。
[19] 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ャガタイ家》，小野和子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第677~686页；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312~321页。
[20]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5页。
[21]《明史》卷330《西域传二·沙州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50页。
[22] 羋一之：《青海蒙古族简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23] 羋一之：《青海蒙古族简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24] 关于裕固族皈依藏传佛教的历史，可参见杨富学、张海娟：《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提交“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nd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耶路撒冷，2014年6月16-19日）论文。
[25] 据笔者2013年9月在格尔木市下辖乡镇实地调查所获资料。
[26] [清]黄文炜修，吴生贵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肃州》，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09页。
[27] 对西拉郭勒一词的探讨，可参见杨富学：《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说》，《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4页。
[28] Г．Н．Потанин, 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СПб,1893, стр. 441, 443.
[29] C.G. E. Mannerheim, A visit to the sarö and shera Yögurs, Journal de la Sociéte dé Finno-Ougrienne XXVII, Helsingfors1911, p. 31。参见[芬兰]曼内海姆著，安惠娟译：《在西喇尧熬尔人中间》，钟进文主编：《国外裕固族研究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3页；马达汉著，王家骥译：《访撒里与西拉尧乎尔》，《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30] 杨富学：《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说》，《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2页。
[31] 关于西拉郭勒及其与裕固族关系的深入研究，可参见Y．C．铁穆尔：《亚欧大草原上的尧熬尔人》，提交“历史、语言与文化”第二届裕固学研讨会（肃南，2015年7月14日）论文，将刊于《河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32] 据笔者2013年9月赴格尔木市下辖乡镇实地调查所获资料。
[33] 举其荦荦大端者有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的古代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46页；羋一之：《土族族源考》，《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85-93页；周伟洲：《关于土族族源诸问题之管见——评〈土族简史〉有关论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53页；吕建福：《土族名称考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6页。
[34] 持此说者主要有陶克塔呼：《土族源流新议——兼谈土族的历史斗争》，《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第17~26页；李可郁：《白鞑靼与察罕蒙古尔——也谈土族族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46~67页。
[35] 高启安：《红帽子考略》，《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100~105页。
[36] 据笔者2014年8月在裕固族亚拉格部落田野调查时所搜集到的口述资料。
[37] 李可郁：《白鞑靼与察罕蒙古尔——也谈土族族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66页。
[38]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41页。
[39] 董文义：《裕固族操两种语言问题初探》，《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第53~61页；陈宗振：《关于裕固族族称及语言名称》，《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第36~44页
[40] [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713、721页。
[41] 李可郁：《白鞑靼与察罕蒙古尔——也谈土族族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60页。
[42] 胡小鹏：《蒙古弘吉剌部赤窟驸马系诸王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第72~73页；李可郁：《宁濮郡王驸马长吉系阿剌忽失后裔》，《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第33页；芈一之：《青海蒙古族简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32页。
[43] 贺卫光：《浅析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和萨满教的并存状况》，《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第118~122页。
[44] 当然，农业在古代回鹘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回鹘不同于其他游牧民族之处。见杨富学：《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暨南学报》2015年第4期，第147~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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